随着商税的比例提高到了20%之后,征上来的商税,在整个赋税体系之中,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了。
以前,田赋肯定占大头。现在呢,商税逐年大涨,渐有取代田赋,位居第一之势。
这个时候,玉柱早就开始酝酿的田赋改革,随即提上了议事日程。
前清时期,田赋的征收,主要靠县衙的差役和各地的粮绅,采取的也是定额包办制。
这种税制之下,弊端极大。往往是,朝廷收上一两银子的田赋,县衙的胥吏、差役和粮绅,竟要吃掉五到八两银子的回扣。
前清的县衙,看似官员极少,充其量也就是知县、县丞和主簿,这三人而已。
实际上,越是西部穷县,养的胥吏和差役也就越多。
据玉柱所知,西部最穷的玉门县,总人口才不到一万,县衙养的胥吏和差役,竟然超过了一千。
因为,穷山恶水的地方,往往民风剽悍。衙门的人少了,根本不可能用暴力征收田赋回来。
拉猪、拖牛、抢锅、拆门板,甚至是抢农民之妻卖了换钱的恶事,在中西部地区的穷县里,屡禁不止。
现在,由于商税的大幅度提高,再加上朝廷直接管辖的各地警察局也已经完全组建到位了。
基于此,玉柱已经可以腾出手,整理胥吏、差役和税制了。
“皇上,若是陕西、甘肃等西部各穷县,二十亩地以下的农户,一律改为三十税一,则朝廷的岁入就会少一大截啊。”张廷玉一直兼管着户部,税制的改革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税制的事情,事关国本,不可不慎。
玉柱还就喜欢张廷玉主动站出来,和他据理力争。
“衡臣啊,就以玉门县为例,全县不过区区两千户而已,县衙竟然养了一千多名差役。嗯,这些人里边,大多是不拿俸禄的白役。但是,这些人也要吃饭,也要娶妻生子,也要养家糊口,怎么可能白给县衙当差呢?”玉柱端起茶盏,啜了口茶,又说,“西部为何一直很乱,朕看啊,根子问题就是刁吏和恶役,盘剥得太狠了呀。”
财政问题,既是国之大事,又和拉帮结伙无关,张廷玉也敢就事论事。
“回皇上,臣以为,自秦朝以降,历代皆以县治为要。若是骤然动了县治,就怕地方不宁啊!”张廷玉考虑问题,确实比较远。
但是,张廷玉考虑问题的方式和方法,始终没有跳出秦朝之后的郡县制的窠臼。
如果不是财政收入不够,历朝历代,肯定是想皇权进村的。
之所以选择皇权不下县,就是担心养人的管理成本,比征上来的税,还要高得多。
张廷玉的观念,之所以落伍了,那是因为,他没有意识到八个字:转移支付、宽报严查。
整个陕西和甘肃两省,拢共收上来的田赋,也不过是一百万两银子而已。
在帝国的财政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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