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进德会”归根结底主要还是靠个人自律为前提。北大的腐败,不过是当时社会恶浊风气的一个缩影,想通过这样一个团体完全改变北大的风气,显然是不可能的。
但是,按照中国道德文化传统,评价一位学者文人往往从道德、学问、文章三方面切入,而在其中,道德更重要。学问大,文章好,而如果道德缺失,会被认定是文人无行,这是最严重的批评。一般认为做人比做学问、写文章更难,也更重要。
这也就是说,类似于北大这样的学者文人的集合之地,“进德”还是有某种内在要求的。
所谓做总比不做好,北大毕竟是北大。有了“进德会”的影响,以及学校奖励优秀学生,对违规学生进行处分等配套措施,北大的校风还是有很大改变的。
“当时所有的新闻报道,对北大完全是刮目相看。1917年的报纸对北大的评价就完全变了。五四运动后更不用说”。
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这是上个世纪之交在中国学界广为人知的口号,乃至到了今天还余音犹在。这个口号的提出者,是最先接受了西方新学的中国知识分子。而他们不可避免受到西学思维的影响,才提出这样一个命题,力图为东西思想做一个合理的定位。
问题在于,他们口中所谓的“中学”本质上侧重于“道”,换言之,注重的是世界观方面、修身方面、做人的伦理。而他们所理解的“西学”,注重的是“术”,注重做事的方式、技艺,科技的革新。
一个是如何做人,一个是人的技能,可以说,这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东西。修身的方面本就是“体”,而致用的方面本就是“用”。举例而言,一个科学家,他要掌握专业技能,但同时,他要有品德、理念、伦理观念。这二者毫无悖逆。
唯物史观早就正确的指出,一个社会,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,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也是要发生变化的,或者说也是要进步和前行的。这也就是说,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变化了,人们的交往方式也会发生变化,就要重新规范人的行为。
必须看到,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,封建制度越来越走向穷途末日,传统的伦理思想在很多方面也已过时。
加之鸦片战争后,泱泱中华大国,一直遭人欺辱,于是,很多人提出“中学”无用的观点。在学界,也像那些鼓吹“实业救国”“工科救国”论者一样,专注于理工,而轻人文学科。
蔡元培的可贵,一方面在于,他并没有因为西方船坚炮利、科技强大,就像当时鼓吹“实业救国”“工科救国”论者一样,专注于理工。
另一方面,他没有像一些固步自封、夜郎自大的士大夫一样,认为不能因为西方科技发达、东方物质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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