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十年后,胡适回忆当时情形,说“我为此事甚为焦虑,所以我决定向全体同学写一封公开信”。
写信的那晚,胡适原本睡下,但他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,所以索性披衣坐起,拔笔而书,“书至夜分二时半”。
信中胡适很不客气地把这种声音称为“爱国癫”(胡适的原文是“patrioticallyinsane”,这个词也可译为“爱国疯”),意为已经丧失正常的理性:“此刻,余要说上述言论完全是疯话。吾辈情绪激动,神经紧张,理智失常,可以说得了'爱国癫’。诸位,在此危急关头,情绪激动是决无益处的。激动之情绪,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,危言耸听之条陈,未尝有助于国。吾辈自称'学子’、'干材’,若只是'纸上’谈兵,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。”
胡适反对开战,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,“此刻言及对日作战,简直是发疯。我何以作战?主笔先生说,我有一百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。且让大家来看一下事实”。胡适出具的事实是,中国仅有十二万士兵谈得上是训练有素,但装备极为窳劣。而且,海军没有战斗力,最大的战舰也是一个三等的巡洋舰,排水吨位仅四千三百吨。”
以这样的军备开战,“其后果,不仅于国无所改观,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!任人蹂躏!再任人蹂躏!”
此时的胡适固然是个和平主义者,思想上肯定有“不争”的成分。但这次反对“爱国癫”,主要还是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。在打不过的情况下硬打,那是拿生命作赌注,胡适是反对的。他以比利时的两个城市为例,鲁汶(Louvain)因抵抗而城池残破、人民遭殃;首都布鲁塞尔(Brussels)则听劝于美国公使,未与德军抵抗,因而城池保全,人民免难。
胡适反对效法抵抗的比利时鲁汶城,“螳臂当车、以卵击石决不是英雄主义!更何况比国当时也不曾料想有今日之惨败。就其抵抗而言,他们自以为城市固若金汤,有恃无恐,同时又有英法为后援,为了荣誉孤注一掷,结果导致全盘倾覆。试问,这是真正的勇敢吗?这是真正的英雄气概吗?”
以比利时为覆辙,胡适提出“为这种英雄主义之'光彩’而作出全部之牺牲,值得吗?”
在当时,胡适这样做很不适宜,甚至危险,因为北美留学生的战争呼声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,而国人对此类事在评价上往往又以道义为裁断。而胡适居然反其道而行之。在北美留学生看来?胡适的公开信无疑是亡国,当亡国奴,简直就是卖国。
这封信一登出来,便遭到留学生们的严厉批评和谴责,《留美学生月报》的主编邝煦也写了文章,指出胡适写这样的公开信,是“木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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