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边提到过,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,早就有意请胡适加盟并委以重任。
1921年,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正式决定,派高梦旦专程北上,邀请胡适南下。
4月,高梦旦赴北平,几次敲开了北大红楼西面不远的钟鼓寺14号的大门,这是胡适搬来不久的新住处。
高梦旦极为客气地请胡适去“帮他的忙”,“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,我们盼你来做我们的眼睛”。他还说:“北京大学固然重要,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。我们的意思确是十分诚恳的。”
雄居远东最大出版机关的商务印书馆,财大却不气粗,烜赫却不凌傲,竟如此的谦和、诚挚。胡适开始婉谢,但终于不便坚持,答应暑假“去住一两个月,看看里面的工作。并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梦旦先生的付托”。
高梦旦提出胡适带家眷同去,并且重复提了几次,对此,胡适倒是没有答应。
张元济自然极高兴。5月15日致函胡适表示:“不胜欢忭,且深望暑假既满,仍能留此主持,俾同人等得常聆教益也。”
6月23日,高梦旦又致函胡适:“此间关于编译事全赖先生主持。一切情形,非笔墨所能尽,可俟到沪面详。惟有一节不能不预定,则移眷是也。”家眷同往,高梦旦几次面请,现在又说,惟此事要“预定”。如果表示客气,也不必说得那么多,那么重,这就有点诡谲了。
有人认为,一向淳厚甚至有点古板的高先生,在这里使了个“半诳骗”,想用家眷拖住胡适。或许他们听到风传,胡适惧内,想通过好生接待,取得江冬秀的好感,对胡适施加影响。商务可以想到的都想到了,可谓“费尽心机”、志在必得。
胡适是个大忙人,这年春天又病了一个月。他做学问“发愤得不近人情”,届时政治热情开始“破茧”,又刚刚送走恩师杜威,有太多的事要办,有太多的文章要写。
但他没有爽约,7月16日冒着酷暑,乘津浦线火车离北平赴沪。
翌日抵沪时,张元济、高梦旦、李拔可、庄伯俞、王仙华、颜任芝等商务高层到车站迎候,自不在话下。当时《商报》报道称:该馆“言明薪金五千元(比大总统舒服)”。“该馆扫径结彩”,“所长、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,方之省长接任,有过之而无不及”,简直同梅兰芳在天蟾舞台“第一日登台一样”云云,极尽渲染夸饰之词。
胡适对这次上海之行是重视的、认真的。他中断多时的日记,续写的第一天是1921年4月27日,记录的即是商务印书馆邀请之事。
胡适到沪后,他后来回忆说:“天天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去,高先生每天把编译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给我看,把所中的同事介绍和我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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