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的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自苏轼以后,黄庭坚和姜西诗派的理论、创作几乎主宰了整个诗坛。
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理论观点都是针对姜西诗派的弊病的。
他在《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》中说:“仆之《诗辨》,乃断百年公案,诚惊世绝俗之谈,至当归之一论。其间说姜西诗病,真取心肝刽,子,手。”
较与唐代,宋代诗歌发展出了自己的新路,运用古文创作的方法来写诗,细腻流畅而富有理趣,议论深邃而饶有兴味,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散文化的特点。然而,古文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,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很不容易分清楚,因此也造成了文学观念上的混乱,所以散文化在另一方面又容易使人忽略诗歌艺术的审美特性,把它变成押韵的文章,以大段的议论代替生动的形象,以枯燥的说理代替感人的抒情,以典故的堆砌代替幽美的意境,以险僻的文辞和烦琐的声律代替逼真自然、如在目前的情景描写,以抽象的理论思维代替具体的艺术思维。这样,就会走上违背艺术本身规律的错误创作道路。这在苏轼、黄庭坚诗歌创作中已经有所表现,但并没有成为很严重的问题,尤其是苏轼并没有因为散文化而忽略了诗歌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。
与苏轼重视自然天成不同,黄庭坚代表了讲究文字雕琢、典故堆砌的另一种创作倾向,但他在创作中也还是比较注意诗歌艺术的。
可是他们的后学,特别是以黄庭坚为宗师的姜西诗派,则片面地发展了这种创作风气,使宋诗的散文化逐渐走向它的反面,以说理、议论、用事、押韵为工,而不重视意象之精妙和意境之深远,这不能不说是诗歌发展中的一个危机。
是故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说:“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。”
特别是在《诗辨》中,他指出:“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,遂以文字为师,以才学为诗,以议论为诗。夫岂不工,终非古人之诗也。盖于一唱三叹之音,有所歉焉。”
严羽的“别材”、“别趣”说,正是针对宋诗的这种弊病而提出来的。
严羽把诗歌艺术特点归纳为“兴趣”二字,他最佩服的盛唐诗人之所以不可及,就是在于他们“惟在兴趣”。
关于“兴趣”,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中有三种提法:一是兴趣(盛唐诸人惟在兴趣);二是兴致(近代诸公,多务使事,不问兴致);三是意兴(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)。
这里,兴趣、兴致、意兴三者基本意思是一样的,只是用在不同的地方,其含意略有侧重而已:兴趣侧重趣,兴致侧重兴,意兴侧重意象(意)。
诗歌是以“兴趣”为其特点的,而“兴趣”是不能靠知识学问来获得的,它要靠“妙悟”来领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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