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。
汉代文学重摹拟,缺少创造性,许多文人不但摹拟前代的作品,而且同时代的文人也相互模仿。这种摹拟有题材方面的,也有文体方面的,甚至具体的谋篇布局也多有类同之处。流行于汉代的大赋、蚤体赋、七体、九体、设辞等,都留下了前后蹈袭的痕迹。汉代文人在摹拟他人作品过程中也有创新,但在整体格局上的因循守旧是显而易见的。汉代经学重承袭,前汉重师法,后汉重家法,都是强调传授先师之言。不依先师之言而断以己意,就会被视为轻视导术,受到学界的,谴责。汉代经学的传授方式造成墨守成规、抱残守缺的惰性,使人受到很大的束缚。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,本质是相同的。只有那些在经学上不守章句、不拘师法家法的博通之士,在文学创作上才真正有所建树,汉代有创造力的文人,确实也都突破了经学传授上陈陈相因的传统。
从总体上看,汉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。作为大汉天声的辞赋,从东汉中期起,大赋呈现衰微趋势,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。正统的史传文学作品也出现由繁到简的趋势。把《汉书》和《史记》相比,班固删去了司马迁许多精彩细致的叙述和描写,篇幅大为减少。从文学样式上看,短小精练的五言诗从附庸变为大果,最终取代了辞赋的文坛巴主地位。汉代经学的演变和文学类似,从东汉初期起,经学界悄然兴起删繁就简之风,为的是便于传授。有的是一删再删,解经文字大幅度精减,是对以往烦琐之风的有力矫正。
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思潮也有很深的影响,两汉文学思潮很少超越经学的籓篱,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,许多作家兼有经师和文人的双重身份。《毛诗序》阐述的基本观点,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。《毛诗序》主张诗歌要“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,用儒家的论里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。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,将其功能归结为“经夫妇,成孝敬、厚仁论,美教化,移风俗”,有很浓的“工具论”瑟彩。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《毛诗序》的上述观点为吃度,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。汉,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,对汉赋的评价,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,各家的褒贬毁誉不同,但都是从经学的几点上立论,以经论屈蚤,以经论汉赋,在这点上并无根本的差异。即使像王充那样富有批盼精神的思想家,在评论各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也经常以儒家经典为依据。汉代文学思潮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侧面,这就是司马迁继承屈原的“发愤以抒情”而提出的“发愤着书”说,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,是遭受压抑以后的情怀爆发。但是,在经学风气弥漫的汉代,司马迁的这种文学理论难以得到发展,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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