些杂业并论,有舍本逐末之嫌。所以即便皇帝再怎么有意兴复教化,那也是南辕北辙。
郑玄说到了朝中所有人都不敢说的地方,那就是太学已经旧瓶装新酒,不再是以前拥有上万太学生、鸿儒士子云集的太学了。
早在皇帝重设太学的时候,朝中就有人在暗中抵触五科的设立,只是那个时候朝中拿的出手的大儒名士就寥寥几个,而且都牵涉到政争。皇帝当时又是借由盐铁廷议一事力挫百官,威权无两,这才强行将太学五科定制下去。
尽管如此,太学祭酒杨儒仍采取了一种讨巧的法子,在明经科的下面又分了好几种学官,分别用来讲授《尚书》、《易》等经书,所以明经科相比于其他科目,所拥有的博士是最多的。往往都是比照五经博士的成例,一份经书配一个博士,而其他的科目最少的只有一个博士。
明经科因为上有太学祭酒杨儒背书,下有许多成名已久的博士坐镇,导致明经科成为太学最显赫的科目,太学生皆以入明经为荣。不仅如此,每每开课,常引起那些被强行调剂到其他科的士子们跑来旁听,明经科由此也被称为太学中的太学。
底下的执行者走迂回的路子抵触皇帝的政策,虽不至于明面抵抗,但这也让皇帝极为不满。但他也没有办法,毕竟他手上一时没有能挑起大梁、能孚众望的御用大儒,所以撤了一个杨儒,换谁上去都一样。这是风气问题,而移风易俗,更改固化已久的意识形态,却又是这世上最难办的事情。
皇帝一开始还想着在太学祭酒与太学仆射之上设立太学令,把郑玄摆到这个位置上去,让他统筹太学所有事务,借助他名著海内的威望与远超当代的学识,能把风气扭转到皇帝所预想的方向上去。毕竟从郑玄融汇古今经学与百家之长的成就来看,对方绝不是一个泥古不化的人,没准能被皇帝说服,认同皇帝五科并重的观点。
可现在从郑玄的态度中,皇帝发现,原来思想再开明的人,也有他的局限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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