部就班进行的平常时期了,眼前的大明内忧外患,是典型的非常时期,对于这一点,宦海沉浮数十年的袁可立早就意识到了,而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,当然也意识到了。
都察院的长官左都御史李标提出过重设四位巡漕御史的建议,但被崇祯皇帝否定了。
正如鹿善继整顿盐务一样,要整顿事关重大的漕运事务,除了皇帝要给予漕运总督袁可立充分的信任之外,还有一条就是不能给他故意设置任何障碍。
所以,袁可立上任之后,四位巡漕御史也都全部废而不设。
不仅如此,在袁可立重建漕运总督督标和漕营的问题上,崇祯皇帝也是全力支持,除了亲自安排王公略前去帮助编练和统带漕营之外,对袁可立提议调用的人选,也是全都批准放行,比如严正中和袁进。
这两个人,之前曾是袁可立巡抚登莱之时提拔任用的亲近麾下,此时也都从登莱调任到了漕运总督衙门,严正中负责三千督标的编练重建,而袁进则与皇帝安排过来的王公略一起原来漕营人马的拣选和编练。
除此之外,袁可立亲信家丁出身的袁彪,袁可立的长孙袁斌诚,以及袁可立提拔起来的许定国等人,也纷纷被任用到了一些关键的位置之上。
但凡是袁可立提出任用的,崇祯皇帝一概同意,所以在不长的时间之内,袁可立就在漕运事务方面,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,除了新练督标和整编漕营以外,万历以来常常因为旱涝灾害和疏于养护而淤塞的大运河,也因此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清淤和治理。
同时,袁可立主持的漕运总督衙门,也对京杭大运河上的钞关进行了清理整治。
运河上所谓的钞关,就是朝廷设立的征收运河通行费的税关。
朝廷管理大运河的航运,负责维修养护,设立税关收取通行费用,也是应当应分的。
不过在明朝的时候,很多事情就是这样,初衷虽好,但一到后来就变坏,甚至变得与初衷背道而驰。
因为运河航运繁盛,设卡收费一本万利,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、吏治的败坏,除了最初朝廷设立的户部钞关之外,运河两岸的各地官府衙门,甚至是官僚士绅,都想从运河上获取利益。
所以,运河上的关卡也就越来越多,到了明末的时候,甚至已经成为了运河淤塞以外,运河之上制约南北货物运输贸易的另一个绝症了。
而这一次,袁可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番革新整顿。
除了宣德年间初设之时的户部七大钞关,即京师的崇文门税关、天津的河西务税关、山东的临清税关,以及淮安税关、扬州税关、苏州的浒墅关、杭州的北新关之外,其他沿河各州府县未经户部审批备案、私立乱设的所谓税关,一律予以撤除。
袁可立此举自然是得罪了不少地方州府官吏,自从他到任淮安之后不久,地方上就开始有人不断上书,弹劾他急躁冒进、行事操切、刚愎武断、任用私人、不恤民力等等毛病。
但是,对于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而言,明末大多数地方官的德性,他是完全了解的,这些人中的大多数,都是属于干啥啥不行、吃啥啥不剩的货色,除非是触及到了他们自身的利益,否则就是天塌下来,他们也不会去管的。
不过,现在崇祯皇帝安排袁可立去当漕运总督,目的就是要好好地整治一番运河两岸的州府县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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