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人的弹劾。
这份弹章,经李邦华转呈给了通政司,然后被通政司报到了内阁。
张宗衡在弹章之中陈述的情形,令朝堂之上一些自诩清流的御史言官们,终于找到了一个刷存在刷声望的突破口。
如今官军在剿贼作战中的大捷,京师的朝堂上似乎已经听惯了,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,会为了前线的每一次胜利而激动不已。
好像胜利已经不是新闻,而洪承畴这种杀俘杀降的“恶行”,反而更吸引朝野的眼球了。
以往,通政司转呈给内阁的任何奏疏,以及皇帝通过内阁发给各地的任何旨意,六科廊和都察院都是有权查阅与议论的。
如今,制度有所变化,凡是涉及军务的奏疏,都是由通政司直呈军机处,若是皇帝不批转给内阁,那么连内阁都无权过问,更别说是六科廊了。
皇帝若是不公开,他们根本不知道山西前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,就是想插嘴议论军务,也没有机会。
但是这一次,张宗衡弹劾洪承畴滥杀俘虏的奏折,走的却是通政司到内阁的这条线。
内阁票拟给司礼监转呈皇帝的同时,六科和都察院都是可以看到的,而崇祯皇帝放出来的风向,也使得朝中清流积攒了已久的对于军务的“关心”,瞬间就喷涌而出了。
第二天,对于山西前线的封赏还没有议论出个章程来的时候,大理寺卿刘宗周、右佥都御史刘鸿训、陕西道监察御史马鸣世,以及兵科都给事中王廷试四人弹劾洪承畴滥杀无辜、有伤圣德的奏章,就送到了崇祯皇帝的面前。
连带着李邦华都落了一个处事宽纵、约束不力的“罪名”。
崇祯皇帝以前曾经亲发圣谕,不允许御史言官们没有证据就风闻言事,效果不错,朝中清静不少。
然而如今,张宗衡的弹章证据确凿,刘宗周、刘鸿训、马鸣世、王廷试四人的弹章,也就不能算是没有证据了。
此时的马鸣世和王廷试两人,还都属于小角色,崇祯皇帝完全可以不在乎,但是对大理寺卿刘宗周和右佥都御史刘鸿训这两个人,他却不能等闲视之了。[.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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